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其中有3个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三朵金花”的故事。

邓林

1941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太行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取名为“邓林”。这一年，邓小平37岁，卓琳25岁。

邓小平和孩子

邓林出生7天后，就遇上了日军的“大扫荡”，邓小平夫妇要带着部队转移，没法带着邓林一起走，只好把她寄养在一个铁匠家里。邓林从小就营养不良，还得过十二指肠溃疡，每当别的孩子欢天喜地地跑出去玩时，她只能坐在家里。

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后，卓琳终于把邓林接了回去，此时邓林已经饿得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到延安后，因为父母忙于工作，她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直到1945年才被接回父母身边，此时她已经有了弟弟邓朴方和妹妹邓楠。1952年，邓小平奉命调到北京工作，邓林也进入北京的八一小学上学。

邓林从小就很有绘画天赋，战争年代，她只要一闲下来，就拿着小树枝在黄沙土上画小人儿、小鸟、小草。邓林上小学后，卓琳每周给她几毛钱的零花钱，她全部用于买剪纸、书签，她尤其喜欢那些印有齐白石大写意画的小画片。

1959年，在邓林的再三请求下，卓琳终于同意让她学习绘画，并让他拜著名画家汪慎生为师，专攻小写意。1962年，邓林高中毕业后，因为基础稍差，没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只能进入学院当了一名旁听生，好在旁听生在生活待遇和教学上与其他学生一样，只是得交学费，另外毕业不管分配。

邓林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师从李苦禅、田世光等名师，她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绘画知识。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66年“运动”爆发后，邓林的画家梦破灭了。

1966年10月19日，邓小平回家后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对几个孩子说：“我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被彻底打倒，你们就可以发表声明，跟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如果有经济能力，还可以帮助你们。还有一个可能是半打倒，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还能保持父子关系。还有一个可能是现在打倒，将来再出来。今天，我在家里放个气球，你们都去你们的学校里参加运动吧！”

邓小平（中）

家庭会议结束后，邓家5个姐弟都搬出了中南海，他们被关到宣武门外的两间屋子里。奶奶夏根伯和邓朴方、邓质方住一间，邓林、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住一间，每人每月给25元的生活费，夏根伯只给20元。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邓家几个子女团结一致，省吃俭用，到最后居然还攒下来了1000多元钱。

1969年，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文艺院校的学生无法分配工作，周恩来指示北京所有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到部队锻炼，邓林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河北宣化，组成了学生连。学生连采取完全的军队管理方式，指导员、连长和排长都是军人。邓林等人不穿军装，给予干部待遇，每月发46元工资。

在部队的这段日子里，邓林学会了挑粪插秧；她到军队造纸厂学会了开机器，干过“三班倒”；她还在酱油厂学会了酿造酱油……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回到了北京。不久以后，邓林也被分配到北京画院工作，她终于和父母团聚了。

邓小平、卓琳和邓林

此时的邓林已经32岁了，但她仍然没有结婚，这令邓小平夫妇很是着急。其实邓林早就有意中人了，她的对象叫吴建常，出身于一个小土地出租者家庭，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当时是个青年干部，人很朴实、能干。邓林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很快和吴建常结了婚。

后来邓林开玩笑说：“我和妹妹们不一样，她们一定要找个干部子弟，我却并不想找个干部子弟。”

邓林的工作稳定后，开始专攻大写意花鸟，她画的最多的是梅花。专业画家专画梅花，是需要有足够的胆略的，因为这些题材，多年以前中国画界公认为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在这种境界中，再向前走半步，都是难乎其难的。然而邓林却一往情深，一如既往地画着梅花。从梅花的品格中，她找到了一种与自己内心世界相契合的平衡。邓林说：“是我的性格，是对象的内涵，使我喜欢画梅花！”

邓林进行创作

邓林不仅擅长绘画，对撮影也有一番研究，但凡全家出游，摄影的活基本上就由她承包了，她是家里绝对的摄影冠军，对此邓林颇有些自豪。

邓小平一家都是党员，只有邓林一个人不是。邓林非常自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为虚名、世俗所动，一些人邀请她担任一些重要职务，都被她拒绝了。邓林曾说：“我不是党员，对此爸爸从来不说我。”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林从自己20多年里为父亲拍摄的1000多幅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照片，出版了摄影集《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并撰写了题为《我爱我的父亲的长序》，序言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邓林

邓林曾说：“给爸爸这样伟人做女儿，我们是年龄越大，越领悟到他的精神风范。我们都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内心里要有东西。”

邓楠

建国初期的一天，周恩来来到邓小平家里做客，邓家的孩子都围上来和周恩来见面，卓琳向周恩来介绍二女儿邓楠时说：“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邓小平和家人

周恩来听后风趣地说：“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

多年以后，邓楠果然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她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一职，并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今天帝哥就来说说邓楠的故事。

1945年，邓楠出生于河北涉县，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邓楠出生以后，邓小平常年在外征战，卓琳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从小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所以在邓楠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她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就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1952年，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被调往北京工作，在从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邓楠问父亲：“在四川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

邓小平笑着说：“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邓楠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八一小学上学，学校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每当大家问邓楠的父亲是什么军衔时，她就不敢说话了，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父亲是什么军衔，只好躲得远远的，那时的邓楠觉得，自己的父亲可能是学生家长里官最小的。

邓楠曾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父亲大概只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都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他最多会说一句‘胡说八道’。”

1964年，邓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1966年邓小平受到冲击后，邓楠也受到了牵连，1969年，她被下放到陕西省宁强县插队，后来她被分配到原汉中地区电机厂电机变压器安装修理班工作。

邓楠

在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楠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早晨几乎都是二两馒头夹点榨菜，再喝点水了事，中午在厂食堂和大家一样买饭吃，她的穿戴也总是那一身黄军装、黄军鞋，和普通女工并无二致。邓楠在工作时能吃苦、虚心好学，一般的技术只问一次，就能自己干，有的活只要看一下就会了，她的班长不禁感叹：“到底是高干子女，和常人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厂里试验电机，邓楠在没有拉电闸的情况下去接电线，结果右手一下子被“粘”住了，班长正在邓楠对面的高台上试验机车，见状大声叫离邓楠不远的电工过来，当时电工在修理电机，听到喊声后连忙转身，关了电闸，邓楠的手才从电线上脱下来。事后班长发现邓楠的右手烧了一块疤，便叫她快去包一下，而她却笑了笑，又去忙工作了。

当时邓家的子女都在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给父母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大管家”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们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通过这几年的历练，邓楠已经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

1973年，邓楠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等到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她已经成为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部了。看着女儿的成长，邓小平非常欣慰，他感叹：“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右一）

此后邓楠历任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二处副处长、副局长等职，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能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邓楠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邓楠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分管的领域一直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邓楠职务的不断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他也很注意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的情绪，并担心是否会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引起群众意见。邓楠每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你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1998年，邓楠出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她在任上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并组织了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66家成员单位的300名精英学者编写“第一个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这个方案至今被认为是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

2004年8月，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邓楠将父亲生前的142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用于不断激励广大青少年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她还为全国100名大、中、小学生颁发了奖金。对此邓楠表示：“这是我们全家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他的最后一个遗愿实现了！”

邓楠（左三）

如今邓楠早已退休，她本可以安度晚年，但对于已经在中国科技界工作了31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25年的她来说，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以及在有生之年为实现创新型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却让她无法停止脚步，也无法停止思想。

邓榕

1950年，邓榕出生于重庆，父母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毛毛”。对于这个小名，邓榕是这么解释的：“大家都这么说，我出生时，妈妈第一眼看到的我，又小又瘦，一头稀疏的黄毛，于是给我起名叫毛毛。”

邓榕

邓榕是邓家最小的女儿，而且出生在建国后，所以他童年时没吃过什么苦，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不过在1967年9月，邓榕开始经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生活，不久以后，邓榕也被安排到陕西富县插队，成为了一名知青。

1971年下半年，吕正操上将的女儿吕彤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邓榕所在的公社卫生院当医生。邓榕在北京时就和吕彤岩很熟，所以她只要有空，就会到卫生院找吕彤岩玩。有一天，吕彤岩突然对邓榕说：“唉，我认识一个人，叫贺平，一定跟你合得来。我要介绍你们认识！”

贺平的父亲贺彪是一位老革命，建国后曾担任过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但在1966年不幸被“打倒”，后来又被下放到江西省永修县的“五七”干校。贺平也因此受到牵连，他本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却被下放到湖南沅江的一个军垦农场劳动。

贺彪

在吕彤岩的介绍下，邓榕开始和贺平通信，因为两人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们发现彼此之间竟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后来邓榕回到了南昌的父母身边，她和贺平的通信仍在继续，此时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已经算是恋爱了！

1972年夏天，贺平要去永修看望父亲，正好要路过南昌，他决定顺路去拜访一下邓小平一家。邓榕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父母，邓小平夫妇得知女儿的男朋友要来，都非常高兴，他们好像进入了“紧急状态”一样，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贺平来到邓小平家里后，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一点拘束，竟然把一大桌子饭菜一扫而光，也许这是他在那个压抑的年代吃得最痛快的一顿饭。

贺平在南昌住了两天，他总是忙前忙后，抢着为邓家干力气活，邓小平也经常找贺平聊天，了解他的为人和思想动态。贺平在离开南昌前，专门把带给父亲的一条云烟一分为二，给邓小平留了一半，另一半带给父亲。要知道，在当时一条云烟是很难买到的。

贺平

贺平走了以后，邓小平专门把家人召集在一起，郑重地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后来贺彪得知儿子和邓榕谈恋爱的事情后，也郑重地对贺平说：“她爸爸是个好人，你是一个男孩子，一定要照顾好她！”

不久以后，贺平正式和邓榕结婚，而邓榕也在婚后苦尽甘来，被推荐到北京医科大学学习。邓榕大学毕业后，曾在外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秘，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尽管邓榕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有选择一直从政，她曾开玩笑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

邓小平和邓榕慈爱地凝望在襁褓里的小孙孙

邓榕说的“两个主席”是父亲邓小平担任过中央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担任过中国残联主席，“两个部长”是姐姐邓楠担任过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

邓榕进入不惑之年后，决定写书，他要写的对象正是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邓榕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邓榕为了写好父亲，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工作，但她却为此感到快乐。

1997年2月，邓榕的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深情地写道：

父亲邓小平，他不仅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人。我想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我的父亲邓小平》